第一，运用国家资产负债表可以较为全面地评估一个国家的家底，搞清楚很多似是而非的问题。当然，现在国际上正式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经济体还很少，即使编制了也大都时限较短，或者统计口径不一（德国和澳大利亚的很多数据因此没有纳入国别数据的比较分析）、统计质量不高，因此，还有很大改善空间。本文研究不是要否定注意债务风险控制，提高资产配置质量等问题，而只是一次尝试，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
       第二，资产和负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只看到M2/GDP飙升带来的高杠杆风险，而忽视了它本身也反映了社会财富的积累，是以偏概全，有可能导致夸大金融风险隐患，导致市场和政策过度反应。从国家资产负债比看，中国的债务风险总体是可控的，不必妄自菲薄。
       第三，如果用金融资产/GDP衡量一国金融深化程度的话，中国还有较大空间，不能因噎废食，还是要通过发展的方式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实际上，不论是资产端的储蓄存款和房地产占比过高，还是负债端的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都要通过加快金融改革，增加金融供给来解决（管涛，2016）。尤其是对于潜在的资产泡沫风险，只要是负责任的政府，一定会力图避免以泡沫破灭、危机爆发的激进方式予以解决。即使2008年债务泡沫破灭后，发达国家也没有放任自由，完全听任市场的自发调整，而是以非常规的货币政策积极应对，尽量减轻危机的损失，加速经济的复苏（Yellen, 2016; Bernanke, 2014）。
       第四，高度重视近年来我国金融深化速度过快积聚的风险。放松金融管制之后，经常伴随着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资产过快膨胀，加剧了资源错配的风险。经济上行时，风险往往会被掩盖下来；一旦经济下行，风险往往就会突然爆发（Miskhin, 1996）。无论时对内金融开放还是对外金融开放，也不论是新兴市场还是发达国家，招致金融危机的案例屡见不鲜，如1980年代初的美国储贷危机就与美国放松对储蓄存贷机构的管制有关（默顿?米勒，1996；丁懿，1991）。
       第五，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存在对外金融资产的低配。以外汇储备下降的方式，将一部分官方资产置换为民间资产运用或者债务偿还并非是纯粹的赔本买卖。但是，民间应该培育正确的金融风险意识，理性对外投资，避免形成挤兑式、运动式的对外投资。近日，麦肯锡公司发布的《中企跨境并购袖珍指南》，以自2005年以来的中企跨境并购为研究范围，在剔除了部分公开信息很少的交易后，对余下的500多宗交易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中企过去十年的跨境并购成绩并不如意，约60%的交易，约合3000亿美元，并没有为中国买家创造实际价值。收益最差的当属能源类收购项目，过去十年间43%的跨境并购交易与此有关，但大多数交易达成后，大宗商品价格都维持在低于收购价的水平，其中84%的交易（占总交易额的89%）的平均亏损为期初投资的10%（麦肯锡战略与公司金融咨询业务部，2017）。
       第六，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看，外汇储备/M2都可能缺乏指导意义。该比例奇高的新兴市场国家，其货币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人民币最强的时候该比例也不曾达到30%。即使过去近九年来，中国该比例持续下降，但引起市场关注也只是过去两三年的事情，这是当前特殊时期，多重均衡状态下预期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结果。
       第七，虽然中国近年来货币扩张的绝对速度快于美国，但考虑了经济成长的差异后，是美国货币扩张的相对速度快于中国，而不是相反。至于中国的M2远超美国就一定要买下美国资产，有可能是一种误导。过去美国M2远超中国的时候，就没有发生过美国大举买下中国资产的情况。何况，现在中国就是想买，美国也不一定会卖，美国要卖也一定不是现在的价格。至于中国自己，无论从市场的本土投资偏好，还是从政府的维护金融安全角度考虑，解决M2/GDP比例过高的主要出路或者政策选项，也一定不是通过海外资产配置，而是通过发展国内金融市场。